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科学的观点是统一的，行动的人是核心，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理解而非预测。
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有一种引人瞩目的发展，就是经济学的推理方式和测量技术迅速地拓展到其他学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法律、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学科经历了一场“理性选择”的革命。转型之初，集中于这样的观念，即分析任何社会生活，行动的人必须处于中心地位，也就是采用方法论个人主义来分析社会科学。
传统上，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的基础是其研究领域，历史关注过去，人类学关注异域，法律关注法庭，政治关注国家，而经济学关注市场。对于这种知识分工，社会学家涂尔干坚持“社会”无所不在，认为社会学将胜过所有这些学科。在这个过程中，他将社会学从人类行为的一般科学（这是斯宾塞、韦伯和齐美尔的社会学）转变为关注社会现实背后的社会力量的学科。无论涂尔干的这种方法有多少优点可言，但这种思想体系的后果是忽视了行动的人，忽视了他或她面对的激励，他或她必须处理的信息以及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但是经济学方法的核心从来都是方法论个人主义。20世纪早期，存在挑战边际革命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异端声音；而且，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霸权当然拒绝了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但是即使在这期间，微观经济分析也从来没有失去它在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因此方法论个人主义从未失去经济学中的强大支点。其他社会科学的情况并非如此。将方法论个人主义重新引入这些学科被认为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当詹姆斯·布坎南、威廉·赖克或詹姆斯·科尔曼将基本的经济学模型引入其他学科时，经济学这门学科自身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运用经济学的模式不仅仅意味着方法论个人主义，而且意味着在社会科学中进行建模和测量。为个人建模意味着最优化行为，而测量意味着发现统计意义。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三个靶子上，三者未必相关：（1）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不当性；（2）将最大化模型作为对人类行为的描述的非现实性；（3）（a）在统计检验中最大化模型实证上的失败；（b）在希望进行理解而不是用来预测的学科中，统计意义检测的不恰当性。这些批评中有许多可能确实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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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的这种批评至少存在三个问题。首先，方法论个人主义未必指令学者做出最大化模型并检验其统计意义。其次，与现有的方法论解释相比，即使最令人厌恶的最大化和统计建模也可能更好。换句话说，这种简洁的解释将战胜更为复杂的分析——考察所有影响局势的社会力量的分析。第三，或许可以发现一种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既能够在一种比最大化模型更广泛的背景下部署人类行为的模型，又能重点关注选择环境对于人类的意义及如何理解的问题，而不是重点关注对人类社会的预测。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科学的观点是统一的，行动的人是核心，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理解而非预测。这个观点是由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奈特等推动的。在20世纪下半叶，以布坎南和弗吉利亚政治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最明显地重拾了这种研究方案。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与芝加哥学派的实践不同，而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倾向于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市场之外的领域中的各种努力都看成是一样的。
公共选择学派的另一个分支，文森特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大学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讨会也是推动20世纪早期方法论个人主义研究计划在新领域的研究的最好例子之一。他们所代表的布卢明顿学派（Bloomington School）是公认的与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相关的三大主要学派之一——另外两大学派是罗切斯特学派（代表人物赖克（Riker））和弗吉尼亚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和图洛克）。研讨会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顾名思义，是基于教师和研究生之间进行学术合作的承诺，强调的是理论问题和公共政策的实际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奥斯特诺姆夫妇早期工作（关于市政的多中心性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的基础上，研讨会继续研究联邦制、公共池塘资源和发展的制度分析。奥斯特诺姆夫妇的研究努力，是建立在米塞斯、奈特所提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自发秩序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并对之加以改进。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有效地在传统边界之外运用和扩展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同时又避免了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大多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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