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栗山茂久在其著作《身体的语言》中就东西方古人（古希腊和中医）对待“观看”的分野有过精彩的论述——古希腊医者着迷于肌肉的身体，探究着人体器官被创造的目的（比如解剖学）；古中国医者则在观察脸部表现所反映的内在感受与意向，探索体内变化所流露的皮肤色泽，思索色泽中深沉的意蕴（比如“看不到”的经络图）。而前者也为前科学时代的诞生埋下了逻辑线索。
因此，在探究“对错”的重要性远高于东方人境界/感受“高低”的西方，在很多领域都是此认知体系的延续——文中提及的是对待精神障碍的辨认，其背后也是“正常/异常”的判准。这也是造就西医在对待所谓女性“歇斯底里”症病理分析判断的部分原因所在。
文/James Barnes
译/南海水手
校对/斩光，苦山
原文
/aeon.co/ideas/how-the-dualism-of-descartes-ruined-our-mental-health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的立场
《疯人院的院子》（局部），1794年，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
在文艺复兴末期，一种激进的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侧重征服了西方世界的心灵。哥白尼、伽利略和培根的进步主张给基督教教义及其对自然界的垄断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按照培根的观点，人们只能根据动力因，也就是外部效应来理解自然界。而自然界的任何内在意义或目的，也就是形式因或目的因，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只要能以动力因来预测和控制自然，那么除了动力因之外，任何有关自然的观点都被视为是多余的，就连上帝也可以被抛弃。
17世纪，笛卡尔关于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为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在笛卡尔之前，“思想”和“上帝的想法”一样，都被认为是自然界的内在属性，现在，笛卡尔将“思想”从经验主义科学的大军中拯救出来，撤回到一个安全的独立领域，也就是“精神”领域。
一方面，这为上帝保留了一个正当的维度。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1979）一书中所言，这有助于“让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智性世界变得安全”。这样一来，上帝的本质神性得到了保护，而经验主义科学也被赋予了把自然当作机械的统治权力——这是一种不敬于神的东西，因此是一种自由的游戏。
但自然因此失去了她的内在生命，变成了一个又聋又哑的设备，只会执行冷漠无情、价值中立的法则，而人类面临着一个毫无生趣、毫无意义的世界，只能把自己的灵魂——活力、意义和目的——投射在幻想中。正是这种祛魅的世界观，在随后到来的工业革命的黎明时期，受到了浪漫主义者的反感和疯狂抵制。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一书中，把这称为“认识型”的转变。所谓认识型，大致就是指知识体系。
福柯认为，西方式的心灵曾经是“相似和仿效”的认识型。在这种知识体系中，对世界的认识来自于参与和类比（他称之为“世界的散文”），心灵本质上是外向的、与世界有关的。
但在精神与自然分裂之后，一种围绕“同一性与差异性”建构起来的认识型开始占据西方的心灵。现在盛行的认识型，用罗蒂的话来说就是，仅仅“把一致当作真理”，把“表征的准确性当作知识”。因此，心灵从本质上开始变得内向，变得与世界无关。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1931-2007）。图源：Splice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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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福柯认为，这一转变本身并不是一种替代，而是对先前经验模式的一种“他者化”。因此，先前模式的经验和认识论维度不仅丧失了作为经验的正当性，甚至成了“错误的原因”。非理性的经验，也就是与“客观”世界不准确对应的经验，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错误——并且使这一错误难以继续存在。福柯对“疯癫”这一现代概念的解释正是由此肇始。
尽管笛卡尔的二元论没有赢得哲学领域的胜利，但西方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它所带来的祛魅分裂的产物。我们的经验仍然以笛卡尔所说的“精神”与“自然”的分离为特征。它现在的化身——我们可以称之为经验主义-唯物主义立场——不仅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而且在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日常假设中也占主导地位。这在对精神障碍的认知中尤其明显。
对精神障碍的通常理解仍然只是对“错误”的阐述，这种 “错误”以“内部功能紊乱”这种语言形式表述出来，后者又与缺乏意义和影响的机械论的世界有关。这些功能紊乱要么通过精神药理学治愈，要么通过引导患者重新发现世界“客观真相”的治疗加以纠正。以这种方式来认识它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有很大的偏见。
虽然像这样将非理性经验“正常化”是有价值的，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这些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清空非理性经验的内在价值或意义起作用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非理性经验不仅与它们可能藏匿的任何世界意义相隔绝，也与我们或我们周围人（对它负有）的任何主观能动性和责任相隔绝——它们只是需要被纠正的错误。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图源：Verso
在前一种认识型中，在精神与自然的分歧出现之前，非理性经验不只是“错误”——它们所讲的语言与理性经验一样有意义，甚至可能更有意义。它们蕴含着自然本身的意义和韵律，孕育着对自己所带来的苦难的纾解。
在以这种方式体验的世界里，我们为自己的“非理性”找到了一个基础、向导和容器，但这些至关重要的精神存在随着自然内在生命的撤退和向“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转变而消失了。
面对一个让我们的经验在自身思想之外失去意义、冷漠而迟钝的世界——因为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无法将意义赋予外界——我们的心智就一直停留在一个曾经是它来源和本质空洞的世界表象上。
如果我们有幸拥有它们，那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试图承担这一切的治疗师和父母，而在现实生活中，考虑到损失之巨大，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我不会说我们只是需要以某种方式“回去”。相反，精神和自然的分裂是不可估量的世俗世界进步之源——仅举几例，医学和技术的进步，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平的出现。它还保护着我们所有人不受自然内在的不确定性和变化的束缚。它赋予我们某种全能性——就像它赋予科学对自然的经验主义控制那样——我们大多数人都欣然接受，并心甘情愿地花掉它所留下的遗产，这是正确的。
然而，这段历史与其说是一种“线性发展”，倒不如说是一种辩证法，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正如心灵与自然的统一阻碍了物质的进步，那现在物质的进步也使心灵堕落。
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在这摇摆不定的钟摆上再来一次全新的摆动。鉴于滥用药物问题的急剧增加，以及近来有关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和英美各国青少年自杀率上升的报道，或许时机已经成熟。
然而，有人可能会问，通过什么手段来摆动呢？“泛经验主义”和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理论在几个学科中复活，主要是关于解开精神和自然之分歧和把自然界逐出教会的结，并在此之后重新创造一些东西。
这是因为用经验唯物主义的术语解释主观经验的尝试几乎都失败了——主要归功于澳大利亚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在1995年提出的“意识的难题”。形而上学已经“死亡”的观念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会遇到非常严苛的回应——事实上，加拿大哲学家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等人在最近发表于AEO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也持同样的观点。
我们必须记住，作为“错误”的精神障碍是随着经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及其产生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认识型而起起落落的。因此，我们也可能认为，用这些理论的术语重新定义精神障碍的概念是合理的。精神治疗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从个体部分或结构的改变转向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治疗过程本身就是改善的过程。
在这里，关于“客观现实”的正确或错误的判断开始失去意义，开放和有机的心灵开始重获关注，但形而上学仍然存在。我们最终需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思考精神障碍，而不仅仅局限于现状。
詹姆斯·巴尔内斯（James Barnes）是一名在洛杉矶工作的精神治疗医师，同时他还是一名拥有哲学和宗教学研究生学历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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